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利川社会形势
发布日期:2017-07-20浏览次数:字号:[ ]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政变)后,鄂西的反动势力闻讯后欣喜若狂,也纷纷举起屠刀,向革命反扑。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县党部便成为他们镇压的主要目标。5月4日,驻恩施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三军李晓炎部公开叛变革命,倒向蒋介石,在鄂西发动武装叛乱。他下令部队包围恩施县党部筹备处,勒令逮捕县党部领导人,县党部领导人事先得知消息撤走,反动军队抓人不成,便捣毁县党部机关。5月23日,蒋介石委派胡宗铎为鄂西清乡督办,在施鹤一带厉行“清乡”。此间,胡宗铎委任范腾霄为恩施清乡司令,范与恩施当地驻军、反动团防、恶霸、土豪劣绅勾结,疯狂镇压革命。
  接着,胡宗铎、马文德等督令各县成立“国民党政务委员会”、“清乡委员会”,组织县团防局、保卫团、常练队等地主武装。此后,利川陷入无政府状态。军阀横行、兵匪骚扰,各地团防称霸一方,社会局势混乱不堪,广大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27年1月15日,国民党利川县首任县长陈石生被杀后,事隔不久,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派陈应泰到利川,正式成立国民党利川县政府,并任县长。陈应泰为加强对利川人民的统治,采取军、民分治措施,将全县18个团防武装合编成4个民团大队,由县长兼任总队长,委任冉作霖、刘惠卿、汪灼庵、牟植森为民团大队长。
  当年,全县天灾人祸接连不断,蝗虫食谷,瘟疫流行,加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剥削压榨,汉流劫匪打家劫舍,多则几千,少则数百,先后有陈杰、杨绍宾、贺国强、甘占元、王允、秦天池等匪军入境抢劫,全县被蹂躏成悲惨的人间地狱。
  1928年,川军贺国强、潘寅九率部进入利川,抢劫骚扰,时任县长谌祖明派刘惠卿与驻军王怀珍团及各区团队开赴汪家营大丫口堵击。两军混战,谌县长、王团长败退恩施。刘惠卿被贺国强、潘寅九部活捉,关进盐仓,要1万块大洋取人,刘家想尽办法,只凑齐8000块大洋,未能放人。翌年正月,贺、潘奉令调回万县整编,将刘带到万县,走到大溪口,常住理智坳商号的万县商人放鞭炮迎接,贺、潘以为是迎接他们,一问才知是迎接刘惠卿,而且顷刻之间就将所欠的2000块大洋交齐。贺、潘见刘在四川也有名气,便将刘释放,并赠送枪支40支,要他继续返回利川办团防。刘回到利川后,又收拾余众,重振旗鼓,依旧当上民团大队长。
  1929年,四川军阀甘占元率部3000余人驻扎利川县城,强行派款派粮,后经调停协商,由各商户出资捐款护送,甘便取道利川、团堡去进攻恩施,致使利川县城商业元气大伤。但乡镇工商业有所发展,团堡唐、杨、陈三姓开了三家丝烟铺。分布在乡镇的漆庄发展到12家。各乡镇市场,以理智坳之盐商、团堡之漆商居多。汪家营、南坪、建南、忠路、毛坝等较大的集镇只有数十家零星小店,逢场期稍旺。私商大多负货交易,小本经营,无500元(银元)之资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境内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土匪骚扰破坏,民间疾苦深重,农民生活异常贫苦,居民生活简陋,间有水旱灾害,民有数日不举火者,大多流离失所,饿死在道,惨不忍睹。保甲公务人员办事不力,政务公文穷于应付。军差浩繁,民穷财枯,经济萧条,物价昂贵,城镇商业远不如昔。商户行业,寥若星辰,整个商业呈现萎缩衰败状态。
  同年,陈耀智集合利川各团队前往恩施,将驻军于学忠的一连人收编,合成一旅,自任旅长,任命刘惠卿为团长。不久,陈到武汉,旅长由刘取而代之。
  1930年,川军李树藩旅进驻利川。此时,牟鸿彦、朱泽仁、王国均、冉国英、彭健扬等人所形成的新派势力崛起,借机向李控告,声称刘惠卿私通甘匪(指甘占元),想提走刘的枪支,便伙同川军韩团长将刘的团防包围,刘的卫队杀开一条血路,才逃出重围。但刘部唐连长及30多名团防兵被韩团收编。
  1931年,国民党在利川县建立党务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称“特派员”。首任特派员李子尚,继任特派员肖道泽。
  1932年,编组保甲,全县区以下设联保办公处,置联保正、副主任。联保以下设保甲行政机构。规定以户为单位,设户长。10户为甲,设甲长;10甲为保,设保长。保甲机构负责“管”、“养”、“教”、“卫”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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