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演讲稿
发布日期:2015-09-29浏览次数:字号:[ ]

  缅怀英烈 勿忘国耻 开创未来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演讲稿

  欧瑞荣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天,是人类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日子,它是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国家与人民同凶残的法西斯敌人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重大胜利;它是决定世界前途和命运的伟大胜利,正是有着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它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党的领导、组织、军队和人民群众等重要基础力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一次社会变革。也是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反抗外敌入侵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从贫穷走向富强,从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历史转折点。

  我们纪念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永远铭记那些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无辜同胞;那些在战斗中英勇不屈、为国捐躯的英烈们;那些参加过战斗的老战士、爱国人士、抗日将领;那些为抗战胜利建立过不朽功勋的海内外中华儿女;那些支援和帮助过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铭记这段历史,是因为它的悲壮惨烈与不屈抗争程度,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成为了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记忆,使后人从记忆中汲取智慧与启迪,获得正视历史,开创未来的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不息,冲锋不止。下面我从六个方面简要地介绍一下抗日战争的基本历程:

  一、促成全民抗战的几个主要事件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经历时间最长、战争惨烈程度、抗击的强度、广度,敌我双方人员伤亡的人数和财产损失最大的一次反抗外敌入侵的战争。战争主要分为局部抗战和全民抗战两个时期,即:1931年9月8日“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7月7日的6年时间,日寇侵占我东三省,东北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抗日义勇军,虽然没有形成大的战役,但在局部地区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史称为局部抗战时期;1937年7月7日“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至1945年8月15日期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全民抗战。冬虫夏草1931年9月8日算起,中国的抗战整整历时14年,最终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投降而宣告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军和苏联红军最后打败以希特勒为首的西方法西斯同盟,赢得了保贵的战略时间和空间。

  “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东北军一枪未发,即让出沈阳城,撤到三海关以内。随后日军得寸进尺,只用了短短的4个多月时间,就全部强占东北三省,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三省的人民沦为亡国奴,随后,东三省的的广大民众和有识之士,不愿做亡国奴,自发地组织了一些抗日武装力量,开始局部地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与统治,战斗长达六年之久,但终因力量比较弱小,对日寇未能形成大的战役。直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在全国未能形成全民族抗战。

  (二)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史称“双十二事变”,也叫西安事变。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及社会政治团体的支持和拥护,全国各地相继掀起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时任国民党西北剿共任务的东北军、西北十九路军官兵十分理解和支持中共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要求停止内战,力主抗战,但民国总统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放弃抗日,全面剿共。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东北、西北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进行接触,初步奠定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战,要挟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如不加紧“剿共”,就将张、杨两部调往安徽、福建等地驻防,由中央军进驻西北担任剿共任务。张、杨二人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遭蒋严词拒绝。两位爱国将领在万般无奈下,毅然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率卫队围攻蒋介石的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发生激烈火拚。蒋闻枪声后,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率部将留居西安城中的蒋介石随行的党、政、军高官陈诚等10余人拘押。张、杨二人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由张、杨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存在两派分争,一派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武力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寇妥协。一派是以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力主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抵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作出重大军事部署,首先派飞机轰炸西安临潼附近地区。

  中共中央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随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解决“西安事变”的对策,经认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中央确立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总方针。17日,委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调停,周到达西安后与张、杨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开始与张、杨二人及中共代表会谈。24日,达成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周恩来到蒋介石的下榻处,与蒋进行了长谈,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达成的各项协议。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回到南京。事变得到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从内战转变为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转变。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将张学良长期监禁,杨虎城残酷杀害。

  (三)“芦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第29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

  8月13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同样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史称“淞沪会战”。至此,中国结束了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的不正常状况,开始有组织地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国共之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之势。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就此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督促下,1937年9月,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

  二、全民抗战的重要战略节点

  战略防御阶段: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全国抗战进入战略防御阶段。

  当时,日本侵略军把国民党军队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所有国军担负的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寇的主要战场。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阻滞了日寇的推进速度,彻底粉碎日寇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但是,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故此,尽管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官兵,在与日寇战斗中表现出英勇顽强,但正面战场的战局仍然十分不利,先后丢失了华北、华中的大片国土,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1937年8月下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10月间,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华中前线对日作战。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任务。

  战略相持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为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批判和克服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在此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也作出了重大调整:逐渐将用于打击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主要兵力改为攻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从而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怀柔政策。日寇集中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用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大清乡”。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战略战术,取得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样一来,敌后战场逐渐演变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在日寇的诱降、威逼、利用下,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所谓的伪国民政府,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侵吞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一面抗击日伪军的“大扫荡”,一面打退国民党的反共浪潮,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在华北地区日寇基本上丧失了向抗日根据地进攻的力量。

  战略反攻阶段 :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实现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贵州等大部分国土。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动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扩大了解放区,打通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接部,使不少解放区连成一片。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力分散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和军队身上来进行收复。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正式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1945年8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绝对胜利,逼近日本本土。8月6日和9日,美军先后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掷下两颗原子弹,彻底击垮了日本侵略者建立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要求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的形式宣读“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中国战区投降书签订仪式,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随身佩戴的战刀,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三、抗日战争期间敌我双方损失及伤亡状况

  八年时间内,中国军队共进行大小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余次,总计歼敌268万人,其中日军150余万、伪军118万。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8万余人。其中国民党正面战场歼敌157.3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共歼敌110.7万人,八路军歼敌79万人,新四军歼敌31.7万人。国军伤亡321万人,其中阵亡131万人,阵亡将级军官111人。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共计伤亡7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牺牲将级军官2人,其中八路军参谋长左权在太行山反围剿突围中,被日寇飞机投弹炸伤身亡、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

  8年抗战八路军由4.5万人,发展壮大到90万人,新四军由1.03万人发展壮大到31万人。

  8年抗战中中国的损失情况,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从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8年内中国军人伤亡331万多人,平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无法完全统计。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其内。后来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和战争消耗达5600亿美元。

  四、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三次反共事件

  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反共事件

  第一次反共事件主要是以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的军事进攻,主要分为三个地区。一是陕甘宁边区;1939年5月,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了五道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至黄河,绵延千里。12月,胡宗南部袭占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二是在山西八路军抗日前线;以阎锡山为首的反共势力,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决死第二纵队和晋西独立支队,并以一部兵力配合蒋介石的军队,向晋东南的决死第一、三纵队进攻,摧毁我党领导的沁水等七个县的抗日政权。一九四○年一月下旬,蒋、阎军进攻太南区和太岳区。阎军两个师进犯晋察冀边区的雁北地区。三是在冀南豫北地区:1940年春,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总司令石友三部向冀南区进攻,以九十七军朱怀冰等部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反共气焰嚣张,达到高潮,致使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严重的危机。

  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共产党早有准备。早在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对国民党军队的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12月,中共中央在《对时局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凡遇军事进攻,应“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根据地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严厉地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并驱逐绥德等五个县的国民党官吏,使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在山西,晋西北的八路军于1940年1月发起反攻,2月底全部肃清该区的国民党军;晋东南的新军除决死三纵队被反动军官拉走外,其余都在共产党领导下,编入一二九师和一二○师;太南和太岳区的八路军给阎军以严重打击,收复了失去的部分根据地。此外,晋察冀部队消灭了进犯雁北的阎军一个师,将另一个师赶出该区。在冀南、豫北,1940年1月,冀南部队在冀中部队的配合下,进行反击战,消灭石友三军一部,将另一部逐出冀南。3月,一二九师在晋察冀部队的协助下歼灭朱怀冰部主力万余人,残部南逃。同时,山东根据地的军民在鲁西和鲁中进行反击战,歼灭石友三、沈鸿烈、秦启荣军各一部,收复被占根据地。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均被粉碎。

  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率先决定休战,派人分别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结果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商定以汾河为晋东南和晋西南的分界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地区,晋东南、晋西北为八路军与新军活动地区。至此,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以国民党反动派全线失败而告结束。

  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反共事件

  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正副司令和新四军叶挺、项英正副军长,强令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中共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严辞拒绝国民党当局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北移部队共9000余人在广西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袭击,新四军9000余人,仅1000多人突出重围,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几千人没有倒在抗击日寇的战场上,却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后,蒋介石于1月17日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进攻江北新四军,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中国共产党被迫奋起还击。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重整并扩大新四军。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驳斥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诬蔑,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要求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原凶,释放叶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也在重庆展开各种抗议活动,揭发和抨击国民党的暴行,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刊号词。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全国有良知民众和海内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使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的境地。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不得不表示,以后不再进行剿共。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便告结束。

  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反共事件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迫使德军全面转向守势;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倒台;日本在亚太战场逐步丧失战略主动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相反,国民党当局不是运筹如何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是想如何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以便战后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独裁统治。为此,1943年春,国民党悍然发动了第三次反共磨擦。

  1943年3月,由陶希圣代蒋介石撰写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极力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同时,国民党还出版大量反共、反民主的书籍和刊物,为发动第三次反共制造磨擦作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恰在此时,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6日,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并给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帮助以高度评价。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造舆论,声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准备以重兵闪击延安。

  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磨擦,中国共产党继续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7月4日,毛泽东急电董必武指出,蒋介石调集20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须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8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提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进一步强调在作军事准备的同时,须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宣传斗争,并将此种宣传散布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7月4日和6日,朱德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抗议胡宗南部的挑衅,呼吁团结,停止内战。接着中国共产党陆续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况》等文件,系统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团结的行径,用确凿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抗战的主力。9日,延安三万人举行紧急集会,发出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通电。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严正指出:国民党“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对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1943年夏秋,中国共产党发表《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蒋介石独裁内战的阴谋。各抗日根据地也按照中央的部署,纷纷集会、示威,广泛地开展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同时,陕甘宁边区的警卫部队坚决地回击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进攻,使国民党在军事上也无机可乘。

  五、利川各族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

  抗战时期,利川和全国各地一样,利川各族人民踊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抗战、积极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8年抗战使利川社会和人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严重影响了利川经济社会发展。全县共计损失财产1631.0721万元。其中社会财产损失1112.438万元,其主要是间接损失1112.3875.87元;其中农业损失50.7692.31元,商业损失500元,税收损失6.3404.27元,文化损失204.49元,教育损失208.8499.64元,公共事业损失814.8267.56元,人力资源损失210.5384个工日(折合31.5807.6元),其中动用劳工114364人(不含运送军粮劳工人数),从事各种夫役做工202.6万个。居民财产共计损失518.6341万元,其中粮食514.2113.77元,现金4.4227.22元。抗战期间,利川遭受日本飞机空袭7次,利川居民为支援前线抗战捐款捐粮折算57.8781万元,其中房屋69.23元,粮食52.3241.38元,现金55470.74元。利川人民筹募抗战经费351.8883万元、劝募献战机经费847.1063万元,抗战前1935年利川总人口22万人,到1946年,全县总人口为33779户,213547人。10年共计减少12140人,平均每年减少1214人。8年间共征兵14842人,占1937年全县总人口的6.58%。,战争直接伤亡449人,其中国民党正面战场伤亡437人,八路军伤亡2人,因无法统计,实际战场伤亡人数不只此数。灾民伤亡2人,劳工伤亡10人。

  特别是年轻的土家族诗人牟伦扬,在华北抗日前线奋笔写下了大量富有战斗气息的战地通讯、杂文和诗歌,后来其所在部队被驻河北丰润白官屯日军包围,激战突围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以身殉国,年仅24岁;在鄂西会战中,抗日英雄潘桂臣率领国民党陆军五师十四团七连官兵,在长阳馒头嘴血战三昼夜,打退日寇猖狂进攻,全连官兵仅剩20人,潘负伤7处。还有陈道巽任国民党空军机械队分队长在柳州日军飞机轰炸牺牲;肖特生任川鄂边区抗日游击队总司令,牺牲时年仅28岁;覃国政是国军20集团军53军390团一营一连战士,随军远征缅甸等地,后牺牲于异国他乡,成为云南腾冲中国远征军的英烈陵园中的一员;牟彝有是国民革命军74军五十七师8625名将士中的一员,在常德保卫战中成为虎贲师中的83名幸存者之一;刘金玉是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中的勇士等等。

  六、国家抗战纪念日的确立

  1946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一年前庆祝胜利的首日——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国定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于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告,规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4年2月27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同志们:遥想当年,祖国那积贫积弱的时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我大好河山,置我同胞于苦难之中,丧心病狂的杀戮掠夺,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大罪。一边是战争狂人冷气阴森的狞笑,一边是国土沦丧、满目疮痍、血流成河的惨境。处处燃烧着战火,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手无寸铁的南京同胞进行惨无人道地大屠杀,使三十万同胞含冤在日寇的屠刀之下,她们在九泉之下难以瞑目……,那时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少热血儿女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加入救亡图存的行列,他们为赶走日本侵略者,求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枪林弹雨中谱写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乐章。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70年的沧桑巨变,70年的风雨兼程,回忆起70多年前那场悲壮激越、一寸河山一寸血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真实写照;揭示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国家和民族所迸发出的神奇力量。我们纪念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仇恨,而是着眼于未来。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就意味着背叛。而今天,在遥远的东洋彼岸,日本政坛上出现的一批右翼政客,在朗朗乾坤之下公然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毫无羞恶之心地纂改历史教科书,丧心病狂地企图霸占我钓鱼岛,难道我们可以坐视不管、不闻不问吗?我们一千个不能答应,一万个决不允许,世界容不得他们胡作非为,中国人民更不会容忍他们的肆意猖狂,他们的无耻行径必将遭到历史的公正审判,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所在。因为这段惨痛的历史,早已渗入到全体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已经合成了全体中华儿女的DNA,成为我们子孙后代与生俱来的永恒记忆。那就像一个永远醒着的伤口,以一种永远无法回避的痛楚,时时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知耻而后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改革开放、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征程中,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从内心深处激发出我们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以弘扬爱国主义的时代主旋律为已任,激发我们为中华崛起的精神动力。但同时告诫我们只有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中国人才会有尊严,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只争朝夕,奋勇拚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奋斗不息,冲锋不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二0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