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方志理论和编纂实践的几个基本问题
发布日期:2015-05-11浏览次数:字号:[ ]

  1、“详今略古”与“详近略远”问题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是编纂地方志的一个惯例,也是史家的一个惯例。如司马迁作《史记》,上至远古,下迄西汉,略于古而详于汉制。
  地方志具有连续性的特点。一般来说,一个地方在修新志以前,大多修过几次乃至多次旧志,如果新志不分古今远近,将旧志所记载过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再重复记载一遍,不仅篇幅巨大,且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因此,“略古”、“略远”是必要的。至于“详今”、“详近”,一是当代人写当代事,有“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之便;二是只要真正做到“详今”、“详近”了,那就不仅为当代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材料,且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因为今、古、近、远是相对的,今之为“今”,后人就为“古”了,如果每届修志均坚持“详今”,那么从历史角度看,整个历史都“详”了,都清楚了。
  另一方面,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也不可绝对化。一是不可搞成“详今无古”、“详今虚古”,否则容易割断历史的联系,只有“去脉”,没有“来龙”,只有“果”,没有“因”,那么志书的科学性和功用就要打折扣了。二是有些地方志书的编修中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修新志具有还历史旧帐的性质,这种情况下对“古”或“远”的内容也不可过略,否则将造成历史的遗憾。三是有些专志或分篇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不仅不能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反而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要“详古略今”、“详远略近”。如军事志(篇),其主要战事都发生于建国以前,而建国后的内容,由于保密需要又不能详写,这时再坚持详今略古显然就不合适了。又如“民俗”、“方言”的内容,由于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若一味强调详今略古,那就说不清楚了。另外,续修只有20年,没有古今远近之别,不得详近略远。
  2、关于“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或曰“述而不论”是说方志编纂者在修志时,只能用资料说话,而不能自己站出来发议论。当然这并不是说编纂者就没有自己的观点,而是要求寓观点或褒贬于记述之中。对这个问题,目前方志学界争论很大。反对者认为,志书编纂者没有必要自缚手脚,该发议论时就应发议论,表明自己的观点,何必让读者徒耗心力去猜哑谜一样揣摩是非曲直呢?但是我们认为,“述而不作”作为方志编纂的一个基本原则,延续了几千年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首先是“隔代修史,当代修志”的传统决定了“述而不作”的存在。隔代修史由于历史已经过改朝换代的历史沉淀,是非曲直已明,当事人都已作古,可以盖棺论定,所以史家可以议论、分析、评判。当代修志就不同了,其所记载的内容有的刚过去,有的还正在过程中,其是非曲直还有待历史的检验;有些当事人或其子女还在,搞得不好,可能引起纷争,这种时候只作实事求是的记载而不加评论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其次“述而不作”是由方志的资料性特征决定的。资料性要求方志所记载的材料客观真实,不带观点色彩,否则地方志的存史价值就有问题。当然述而不作也不可以绝对化,对一些千古不变的社会准则、是非善恶标准(如谋财害命、杀人放火等)也不是非要避而不褒贬,适当的评论未尝不可。但对一此敏感的政治问题就要慎重了,尤其涉及到人,更要慎重。
  3、关于“秉笔直书”和“志属信史”
  关于秉笔直书,有一段史实自古以来一直传为美谈。据《春秋左传》记载:齐国大夫崔杼杀了国君庄公,太史记曰:“崔杼弑其君”。这里用了一个“弑”字,臣杀君曰“弑”,乃是一个贬义词。崔杼不满,要太史重写,不听,遂杀之。古代史官是父子兄弟相承的,太史被杀后,其大弟继之,仍书“崔杼弑其君”,又被杀;二弟继任,仍不改,被杀;三弟继任,仍书“崔杼弑其君”,崔知其志不可夺,乃罢。此时,南史氏以为齐国史官已被杀尽,乃执简以往,准备代为直书,后闻“既已出矣,乃还”。“志属信史”是清代章学诚提出来的,意即方志所记载的资料要真实可信。其实秉笔直书是实现志属信史的手段。关于“志属信史”,大家公认这是个原则,没有争论。对于秉笔直书,意见有些不一致。一是认为:秉笔直书作为一种史家美德,其基本精神是应该继承的。不陷恶,不溢美,是方志的基本要求。二是认为不可将秉笔直书绝对化。绝对化后就容易流于自然主义写法,有闻必录的做法必然和方志的政治要求产生矛盾。对于一些国家的方针、路线、政策不一致的人和事,有些不该记载的就不记载。对于我党历史上产生的一些失误,虽不应回避,但也不宜刻意渲染,记之过详。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国家机密时,更不可以秉笔直书为由信笔写去,以防泄密。三是认为我们可以继承秉笔直书的基本精神,但在提法上还是以“事实求是”代替“秉笔直书”为好。实事求是的概念一是比较科学全面;二是这个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容易为修志工作者所掌握接受。
  4、关于方志的纵横关系问题
  纵横关系问题是方志的一个基本问题。清章学诚说过:“史体纵看,志体横看”。史纵志横是史志的一个基本区别。这里所说的“横”,一般是指方志的基本结构而言。方志的基本结构首先就是横排门类,而且各门类之下还有若干层次的子门类横排,最后才归于纵写。这种横分的好处是便于撰写,横分越细,事物之间的联系越省越简单,也就越好写。但是,这恰恰又是方志的弊端所在。横分过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单个事物,不见发展轨迹,这就从整体上大大降低了方志的内在质量,这一点也正是大多数旧志的通病。因此,在处理方志纵横关系上,大多数专家主张在整体结构上仍要坚持以横为主,但横分不可过细,所谓“横分到底”是不可取的。
  5、关于交叉问题
  交叉问题是方志特有的一个问题,是由方志极为广博复杂的内容决定的。各个专志(篇)中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工业与教育为例,一般工厂都有幼儿园,有的还有子弟小学、中学、技校、职大等,这些内容是在教育专志中写,还是在工业专志中写?反过来,各大、中、小学,也有许多办有校办工厂,这些工厂是在工业专志中写,还是归入教育专志中写?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如何处理,各种观点都有,很不一致。这实际上关系到一个志书整体性问题,历史专家认为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两种不同处理方法:一是一部志书作一册出版的,各个不同专业只是其中一篇(如县志和一部市志),应坚持“专志贵专”的原则,属于各专业之内的事物,不论行政上隶属哪一个部门,都应各归其位,避免交叉重复。如上述的校办工厂应归入工业类,厂办学校应归入教育类。而在相应篇目中只设“参见”目。因为同在一书中,读者不费翻检之劳,故分类上还是少重复交叉的好。二是一部志书分册出版(如省志和一部分市志),则应相对灵活,允许合理交叉。这是因为对读者来说,多卷册志书难以全买齐,况且多卷册出版时间也不一致,难以配合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小而全的合理交叉是必要的。所谓“合理”,就是要在篇目设计上解决主次详略的关系,凡有关不属于本专业,而是与其它专业相交叉的内容,应力争简略,并降低篇目层次。如上述校办工厂若写在教育志(篇)中,就应在该志(篇)中分类的第二个层次或以下再写,且内容应相对较略。反之工厂办学校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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